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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是唯一出路 （2012 年第一季度党课）
鲁迅提出， “立人” 、 人的发展， 理想境界为“致人性以全” 。
然而， 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 与这一境界差距甚远——“中国大约太老了， 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 。
鲁迅认为， 唯一的救济方法是改革， “倘使不改现状， 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 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
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
一、 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
对于改革， 许多人注重社会制度的改革， 也有不少人注重西方文化的引进。这些， 鲁迅也是很注重的。
而且， 他以自己的方法身体力行。
他坚决地与黑暗的社会制度作斗争， 编译西方、 特别是受压迫民族的文化经典。
然而， 他看得更深，他认为：
“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 否则， 无论是专制， 是共和， 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 货色照旧， 全不行的。
” 他对国民性中的弊端给予尖锐的不留情面的批判。
他认为：
“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 ， “最大的病根， 是眼光不远， 加以‘卑怯’ 与‘贪婪’ ” 。
他还指出国民性中的“懒惰” 和“巧滑” ， 揭露“做戏” 和“看客” 等现象， 并塑造了 阿 Q、 孔乙己等集中体现国民性落后面的文学典型。
鲁迅认为， 国民性的改革是极其不易的。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 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 从国民性的负面看， 他把旧中国比作“黑色染缸” ， 尖锐地指出：
“每一新制度， 新学术， 新名词， 传入中国， 便如落在黑色染缸， 立刻乌黑一团， 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 “中国太难改变了” ， “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 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 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 也无不加以阻挠。
” 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改革的曲折性， 指出：
“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 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
一种是新的来了 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 即是反复； 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 即是羼杂。
” 鲁迅认为， 再难也得改革。
“读史， 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变之不可缓了 。
虽是国民性， 要改革也得改革， 否则， 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
”
中国广义的改革， 自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起就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更是意义深远的社会改革。
以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 我党高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 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改革是全方位的， 经济、 政治、 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 都在展开， 并不断深化。
30 多年的改革， 改变了中国， 影响了世界。
改革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讨论为先导， 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引进西方先进文化， 解放思想， 突破僵化，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中国人的“国民性” 产生了巨大影响。
进步是历史性的。
然而， 与各方面的改革相比， “国民性的改革” 跟不上， 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相当突出， 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时有发生。
“国民性的改革” 相对滞后，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太穷了， 首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解决 10 多亿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在一段时期内， 出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 的问题， 很难完全避免。
“国民性” 的改变， 本来就难， 加上历史沧桑和当今国际环境复杂， 中国“国民性” 方面存在的问题更难解决。
上上下下为克服“一手软” 的倾向， 花了不少力气， 取得了许多成绩， 然而效果仍不够理想。
“国民性的改革” 相对滞后， 其负面作用相当大， 直接拖了 经济、 政治、 文化和社会改革的后腿。
“国民性” 弊病， 使得各方面改革措施的制订和实施， 不同程度地遇到阻力。
特别是在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之后， 改革的深化十分艰难。
有的深化改革的措施难以出台， 有的改革措施在实施中走样或者实施不下去， 有的改革成果丢失。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 如果“国民性的改革” 不能取得新的进展，不可避免地将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在此种情况下， 重温鲁迅“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 的论断，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国民素质，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 强调解决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 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法制建设， 两者必须有机结合。
离开了法制建设， 解决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 往往是苍白无力的。
二、 切实地从文化的基础层面解决问题
国民性问题， 从根本上说， 是文化问题。
文化的最高层面是信仰、 信念问题，鲁迅谈“立人” ， 首先强调“非信无以立” 。
文化的基础层面则是风俗习惯问题（当然， 风俗习惯问题与信仰、 信念问题是紧密相连的）
， 对此， 鲁迅给予了极大关注。
他赞成列宁（当时译作“乌略诺夫” ）
对“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 所作的分析， 并联系中国实际， 对“风俗习惯” 问题作了深刻论述。
列宁指出：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 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所信赖的党， 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 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 鲁迅评价说：
“真实的革命者， 自有独到的见解， 例如乌略诺夫先生， 他是将‘风俗’ 和‘习惯’ ， 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 并且以为改革这些， 很为困难。
” 接着， 他作了 自己的分析， 指出：
“我想， 但倘不将这些改革， 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 如沙上建塔， 顷刻倒坏。
”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 于他们的风俗习惯， 加以研究， 解剖， 分别好坏， 立存废
的标准， 而于存于废， 都慎选施行的方法， 则无论怎样的改革， 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 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
可见， 鲁迅认为， 改革国民性， 必须改革国民的风俗习惯， 否则， 制度层面的改革是没有基础的。
但是， 国民的风俗习惯是历史形成的。
要改革是非常不易的， 所以， 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先要“深入民众” 开展调查， 而且， 不是深入少数人， 是深入广大民众， 把风俗习惯的具体情况搞清楚， 作出全面分析。其次要立风俗习惯“存废的标准” ， 好的保存下来， 坏的废掉。
再次要注意改革风俗习惯的方法， 无论是存是废， 实施的方法都要慎重选择。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 上述“三步曲” 也是考虑得相当周全的。
鲁迅还认为， 改革国民的风俗习惯， 乃至改革整个国民性， 每个人必须从自己做起， 他指出：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 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 。
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 但必须先改造了 自己， 再改造社会， 改造世界； 万不可单是不平。
至于愤恨， 却几乎全无用处。
” 他把自己放在“被改革” 的位置， 他说：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 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自己。
” “我知道我自己， 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 “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 我的心里也常有” ， “我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 我极憎恶他” 。
鲁迅的自我改造，既有宏大的定位：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按：
指青年一代）
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 又从一点一滴做起：
“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 倘我力所及， 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
能够略有帮助” 。
毛泽东同志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 鲁迅之成为鲁迅， 是与他的自我改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存在于广大民众中的风俗习惯， 是渗透人心的深层次文化。
坏的风俗习惯的破坏力是巨大的， 时至今日， 游离于制度之外而又活跃于制度之中， 往往比制度的力量更大的所谓“潜规则” ， 就是明证。
改革风俗习惯， 总是遇到很大的阻力。
正如德国诗人歌德所说：
“人类尚不完美的向善决心， 总是屈服于根深蒂固的习惯。
”上海旨在改变市民不文明习惯的“七不规范” ， 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 舆论不可谓造得不大， 检查有时候似乎也严， 然而收效却相当有限。
分析原因， 也许仍超不出在对鲁迅提出的调查研究、 立存废标准和慎选施行方法的把握上有问题。
仍与每个人不能都从自己做起， 各级领导干部、 广大党员不能都带头并带动群众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有关。
如果能够认真地按照鲁迅指出的方向和方法去做， 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了 。
三、 持续开展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活动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 改革也必须从文化层面解决问题——加强单位文化建设， 改变员工素质中不适应现代发展要求的因素， 优化单位“基因” ， 以保证体制改革和管理改革的顺利推进， 保证单位可持续发展。
单位文化建设， 固然要高度重视先进理念的传播， 做到“内化于心” ； 要高度重视在制度建设中体现先进理念， 做到“固化于制” ； 然而， 更要重视涉及文化基础层面的工作， 重视广大员工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 做到“外化于行” 。
如果做不到“外化于行” ， “内化于心” 和“固化于制” ， 必定会程度不同地打折扣的。
而且， 即使“内化于心”和“固化于制” 做得再好， 也无法取代“外化于行” ， “外化于行” 是更高的要求， 更深层次的文化追求。
理念、 制度难以覆盖一切， 覆盖一切的往往是行为习惯。
当然， “内化于心” 、 “固化于制” 和“外化于行” 三者之间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 缺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行。
高度重视开展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活动， 一方面抓总图（按：
其实就是抓发展规划， 抓重大问题的决策）
； 一方面抓很多人不管的小事（按：
其实就是抓员工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
。
行为习惯体现人的素质， 要做到“走在路上， 坐在车上， 从气质上， 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有素养的。
”
坏的行为习惯的改变和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 都是很不容易的。
如前所述，列宁认为， 要靠先进政党的力量来解决好这个问题——以政治力量来推进文化建设。
党自身 必须是坚强有力的， 必须有公信力， 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来开展群众工作。
列宁的论述对我们的启发是：
党是为解决重大难题而存在的。
在破解员工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这道重大难题过程中， 必须发挥党员的带头和带动作用。
有了这样一种政治优势， 难题就相对易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