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从主题教育中学到了什么范本(通用3篇),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从主题教育中学到了什么3篇
第1篇: 从主题教育中学到了什么
我从这门课中学到了什么
B班 邱惠英 工商管理0902
内容摘要：本学期的毛概课无论是在我思维方式上还是能力的培养，抑或是精神上的提升都是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课堂使我增加了勇气和胆量；
学习思维方式也得以改进，更加主动关注各种时事，并加以思考；
看透本质的能力的培养；
此外还有各种心灵的洗礼和觉悟，以及对于社会发展也有更多的理解。总之这门课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给予我很大的引导。
关键字：课堂锻炼 思维转变 关注度提升 心灵觉悟 社会观改观
正文：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在我刚开始接触时，只觉得这又是百无聊赖的理论课，往往政治等这类的思想教育理论课对于接触了几年理科教育的我来说，似乎是空洞而又索然无味的。在开始上课之前，可想而知，我对马克思理论的课是抵触的，觉得课会空虚无实际用处。而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不能说对毛概痴迷，至少有了很大的感触，事实也证明我开始的想法是扭曲而低劣的。
首先，我想表示庆幸，这学期选了陈仁涛老师的课。为何这么说呢？在我问过我身边同学后，他们其他的老师很大程度上在讲课本上的内容，照本宣读。而我们则不是，更加注重思维的培养、课堂的参与，也引入了各种新闻时事的报道，加强我们注意力，更注重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很赞同老师说的一句话:照本宣读的教育方式是失败的教育。今年的政治理论课是我参与度最高的一门了，在其中我无论是在自身实践能力和思维方面学到了很多。
一、课堂给予我的锻炼
“课堂加分”环节，我觉得是给予我们学生争取、表现以及表达自我想法，与老师交互动的平台。通过加分，一方面提高我们的参与度，另一方面是见证了我们的学习过程。任何事情，可能结果并不是完美无瑕的，但过程是最能给人带来价值的。或许在学习过程中，我们的所感所悟往往比我们取得好结果带来的荣誉等来得更有价值。
这学期的毛概课上，我参与了演讲、辩论赛点评嘉宾，还有发言环节，虽然在参与之前
心里有着很大的挣扎——要报名参加演讲？要报名参加辩论赛吗？我又要举手发言吗？往往会担心自己在发言或演讲的时候卡住而说不出话来呢？会不会很丢脸呢？这些问题总是萦绕在我心头，阻止着我前进。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在一次次的心里挣扎后，最终我还是突破了心理障碍，跨出去报了名，参与至其中，也可以说这是个进步！勇气和胆量，可见是多么重要，虽然说这些活动也不大，但参加还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在胆量上，我自知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毕竟以后独身处理的事需要我们鼓足勇气去面对和处理。这个课堂给予了我锻炼的机会和提升胆量的平台，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别看小小的演讲或辩论，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在顺利的背后，留下的可是艰辛的汗水。从精心地找资料，了解事实、理论都要花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的，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着我去学习和思考。有不少的同学觉得这些活动无意义，也浪费时间，但我觉得相对于在寝室虚度光阴的同学而言，为演讲和辩论做准备汲取知识更有价值。课堂的参与，赋予了我胆量和魄力，更是一份激情。
二、学习思维方式的转变——关注度的增加
说起教育方式，我对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保留。在有记忆以来，学习上，我似乎变成了灌输式教育的牺牲品，因为似乎我觉得很多时候学习就是别人教你，你接受，然后记住，再应试。虽然有过反思，在学校、社会的努力和改进下，教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仍摆脱不了一定程度上的灌输式意味。而时常一次的《新闻周刊》的播放，我觉得给我们课堂注入了一番新意，引起了我不少的关注。
以往总是将眼光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就如井底之蛙一般，只见自己头上的狭窄的一片天空，并不曾感知着身边的世界。而《新闻周刊》往往涉及眼下的热点，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不同群体的生活，各种冷暖忠奸之事，展现着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和谐的方方面面。若干不曾经历的事一次次的触动了我的心弦，让我体会社会现实，引起我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思考。
在这些耳濡目染的新闻的熏陶下，我的思维方式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我会试着找各种新闻观看，了解时事，有时候生活引起我的思考和探索的这种学习方式更加使我记忆深刻。
而从深层次来说，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等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理论的学习，能够促成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知，更能够运用于社会实践中。而我觉得《新闻周刊》就是实际问题的展示，深刻而又直接地触动着我去用新的思维方式去运用理论，进行探索和思考。这就是课堂对于我学习方式的改变。
三、“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力的培养
上述说的焦点新闻的视频的播放，除了转变了我的思维学习方式外，更培养了我一种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探索能力。《新闻周刊》使我在想：一个人无论成功与否，关键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想法，对正确的价值观有一定的认识和是非辨别力。它促使我思维改变，从狭隘变得宽广，思考着各种深层的本质问题。此外，一学期的社会调查、PPT的制作过程虽显得艰难，却是最能考验人的，从现象的挖掘到深入的分析，真可以说伤了成千上万的脑细胞啊！另外，课堂上老师循循善诱的引导下，一次次的思考下分析其本质，这其实是很重要的。总而言之，课堂给了我“锐利的眼，明辨的心”！
四、心灵的洗礼和觉悟
现代人往往奔波在名利的道路上，很少审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在忙碌的生活中慢慢淹没
了对于生命本质的思考。很多人的心被蒙蔽，就像于娟说的：人到底需要多大的代价，才能明白生命的本质。
前天的《新闻周刊》确确实实震撼的的心灵，于娟的事迹让我心痛，更让我反思，我们如此的追逐着各种名车、名房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却忽视了生活中微小的幸福和
快乐，难道这真的是我们需要和应该获得的吗？这思考重重的敲击了我的大脑和心灵。我不得不反思自己目前的状态，突然我想和家人一起开心的吃顿开心的团圆饭，和朋友一起嬉戏游玩一番，享受下自然的美景，还有……是的，这种心灵的洗礼和觉悟正是课堂给予我的另一份礼物。
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改观
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盲目的愤青，时常抱怨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但是现在的我接
受了多年来的教育以及思考，我不再有强烈的愤怒。因为我知道了很多现象形成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不和谐的现象。
学习了毛概之后，我见识到了很多的伟人：毛泽东、邓小平等，也能多多少少明白他们的宏伟蓝图。也深知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合理的，但实践中必然会出现很多不如意，这就需要我们带着一双看问题的眼睛，寻对策的心去对待，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要说从这门课中我学到了什么，以上几点基本的概括了，但也没有办法很全面的描述，队伍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我在潜移默化中我学到的可能更多，很多可能都会引起内心的震撼，这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简而言之，我觉得课给予了我：敏感的心，锐利的眼，明辨的脑。其实，我学的还有很多很多，等待我探索和挖掘的也还有很多！
第2篇: 从主题教育中学到了什么
越南人从中国大阅兵学到了什么？
那小兵：您昨天专门在家组织了一些人观看中国9.3大阅兵，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些情况吗？
范春山：好的。我用家庭聚会的理由召集了七个老同学来家里，他们分别来自日本、台湾和越南，都是70后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生活多年了。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发表看法，大家畅所欲言让我大为高兴。不过，我发现我成了聚会中的中国“代言人”，被他们戴了“红帽子”，这到有些意外。我对于中国大阅兵的确感到非常激动，小时候在越南时就受我父亲影响，在异国他乡好捍卫自己民族尊严，要出人头地，要光宗耀祖，这些都构成了我童年心灵中的“帝国自我形象”。老一代越南华人的“孝道”和“忠义”思想非常浓厚，民族自尊心非常强，只要看到中国强大就高兴，中国是一种精神寄托，这是一种惯性思维了。但是，在美国出生的越南华人就不同了，我弟弟是美国出生的80后，他干脆拒绝看这场大阅兵，认为是集权做法，有违美国文化。这种想法在美国非常普遍，美国人自己从来不搞阅兵，也不参加他国阅兵，这次也不例外。参加这次观看的日本同学勉强看了，但他表达了诸多批评意见。他认为，日本人如今连自己都顾不上了，忍受了二十多年的经济萎缩，人口老化，年轻人躲在家中当宅男宅女，日本士兵都是三十多岁的人，要拿工资是真，想打仗是假，安倍闹腾一番无非是向美国撒娇，增加自己连任筹码。我非常惊讶，日本中青年人如今非常自卑，一是认为自己无法摆脱美国控制，二是不得不依赖美国抵挡中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民族发言权。当习主席喊出“正义万岁”时，那位日本朋友脸上的肌肉都抽缩了一下子，两眼黯然起来了。那位台湾朋友听到这句话的反应是“我们当年也这么喊来的”，不知他是指国民党抗战时期喊的，还是前天马英九反对连战参加阅兵是喊的，当然大家明白他的心思。他告诉我，他的爷爷死于抗战，他的父亲很小就随军到了台湾，娶了台湾人为妻，生下了他，给他取了“台生”的名字。他心中有个非常复杂的纠结，到底他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台湾人说他是外省人，台独分子说他是外国人，他家里说他是中国人，从小就这么过来的，最后当了美国人，定居在洛杉矶了。他告诉我们，陈水扁时代他这样的外省人不承认自己是台湾人，马英九时代又不承认是中国人，这是台湾新生代的逆反心理，李登辉这些老皇民和蔡英文这类新皇民看准了这点，大力宣扬“台湾的日本文明”，搞得人心很乱，看看“老共”的威武不是件坏事。另一位台湾朋友竟然说“欢迎解放台湾”，他说这样才能让台湾人头上的剑落下来，该干吗就干吗，不要整天忐忑不安发神经。看这次阅兵最认真的是我一位学军事的越南朋友，他说“你们只会看热闹，我看的是技术水平”。越南人在越战后到美国的很多是南越军人，他们的子弟参加美军的在亚洲人中比率最高，而且在对外战斗中立功的很多，尚武精神突出。别看他们天天骂“越共”，但一旦中越开战他们都会回去打中国的，这是越南人的特质。这位老兄给我们上了一堂军事技术课，把中国阅兵展示的武器和美国武器做了全方位点评，不比马老师和张老师差。他对日本人和台湾人说：“日本人和台湾人都面临人口老化问题，中国根本不担心你们会翻起大浪，越南才是最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国家，这次越南派国家主席张晋创去观看阅兵，显然是低头做人了，这是韬晦之计。日本和台湾及菲律宾都是美国罩着的，只有越南不得不自救，目前中国军事技术发展很快，越南相对落后了许多，心理压力很大”。我认为这次阅兵最重要的还是说明党的领导作用，党指挥枪，对军队改革不手软，徐才厚和郭伯雄之流倒掉了，要让世界知道中国军队没有倒，展示武器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这次有两个看点，一是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朝鲜第二号人物崔海龙同时到北京，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度不肯出席。朝韩危机瞬间化解，竟然从危机进入柳暗花明，实在令人遐想，后续一定有看头。印度摆明是不想被北京夺取风头，坚决不捧场，心结未了，前景未卜。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至今不接受中国为市场经济成员，更贴切的说，他们心里无法接受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至少在精神层面是这样的。中国需要继续努力突破这种东西方的心理隔阂，不要指望西方国家会主动这样做。我个人认为，这次大阅兵之后恐怕全球再也很难看到如此壮观的阅兵了，该看的都看了，要宣示的也宣示了，当武器强大到当今的程度，武器已经不再是世界秩序的核心，今后大家都不得不面对如何消化过剩产能和经济衰退问题，这不是东方或西方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
第3篇: 从主题教育中学到了什么
中国人要从大学教育中得到什么2012年08月22日11:06
回顾历史，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走了一条捷径。百年前开始效仿西人办现代中小学、办现代大学，以求救亡图存之强兵富国之计。这一教育的政治功利性在过去60余年，依然滑行甚或加速，导致教育之公器之性能被忽略、教育发展人的认知能力之本质被忽略。如果办大学者不知道办教育的目的和历史，百年之后还是会突而不破，中国教育的疾患依然有增无减。
以现代教育救国
中国新式大学教育的呼唤始于鸦片战争之后，终极目标是以现代教育救国。1900年庚子事变，国人再受辱于八国联军，清政府匆匆再启变法，颁布《兴学诏书》“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要把此前所办大学堂“切实举办。”
维新运动中举办的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学，1904年选派首批学生留学。1909年清华园办了游美学务处和选拔学生的肄业馆，后改称清华学堂，连年选派学生留美。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认为，更长远之计是自己办大学，1925年正式开办大学部。此后，国人按照“国家要富强就要有科技，有科技就必须有人才，人才由教育所培养，所以先办学”的逻辑走了100年，逶迤至今。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倾国力和精英人才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远有“两弹一星”，近有航天员太空行走。中国的技术似乎可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了。
耻于国亡羞于乏学，效仿西人之法以教育图强，救中国之亡。这在当时是一条痛苦艰难但正确的路径。现在来看，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目标来说，组织目标上它实现了当初清朝洋务派师夷长技的救国战略、民国政府军国民主义的政治方针、当代科教兴国和人力资源大国的强国论方针，以教育改革来达到强兵富国的政治目标。
但是，这一成功所依附的组织体系也恰是酿造今日中国教育问题之根源。教育肩负着政治重任
自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以来，各类学校多由政府主办。庚子事件第二年，清政府颁发《兴学诏书》，并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他重用一批比较开明的学者，取法西洋学制并主持制定学堂章程。自此开启了国家办学体制。1902年，中国有各类学校4222所，其中官办为85%。到1908年，有各类学校52348所，其中官办为27%、公办为61%。专业的中等以上学校多是军官学校、师范学校（为兴办中小学）、工艺学校为多。少量的洋人办的教会学校、育婴堂、女子学校也出现了。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上任后即刻起草学校法令，首要强调教育隶属政治的意识:“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并以军国民主义教育为首位，定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政治之教育。”为摆脱东亚病夫之弱国形体，形成举国皆兵的军国民主义，当时实行的兵士体操和军训在大陆和台湾的大学亦沿至今时。
民国时期的教育行政委员会要发挥党义和实施党策，把教育推向革命化和民众化。国民教育制度也在不断改革，1939年，蒋介石提出《县各级组织纲要》，要求在每个乡镇设立中心学校，每保设立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建立民众教育和义务教育打成一片的一种革命的建国教育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伊始,1949年12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教育的核心任务是配合国家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工农和知识分子提供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知识盲、科学盲和改造旧教育，这是工农大众从事生产建设和参加政治生活的起点。
为了消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建设新教育制度，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接管和取消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和私立学校。新教育体系全面翻译苏联教科书、照搬苏联教学方法并模仿苏联教育院校机构设置。新教育体系成为由党和国家掌握的、与政治和经济体系需求相吻合的机构。建国之初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利用学校教育改革来发动全国性运动，造成几十年的教育迷茫。改革开放之后，又全面转向教育为强兵富国的轨道——科教兴国，恢复高考、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几乎是洋务运动的一个新轮回。
1995年后，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中国迅速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改革与西方大学接轨，包括1985年后的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改革，都再次以国家动员，鼓动全国人民投入到国家所设计的现代化运动中。1992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功能：“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教育再次承担了政治转型重任，为建构现代国家培养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连续一个世纪中，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理想成为全民背负的天下大任，即使乡间农夫也以此为荣。1998年前后，我曾经去湖北一个乡间做调查，2月间天气很冷。乡镇干部和老乡找了脸盆杀鸡做火锅，其间大家对政府“三农”和教育政策怨声载道，抱怨收入太低。克林顿即将访华，突然，乡干部说，“唉，只要克林顿在谈判桌上向江泽民恭敬磕头，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值得！”我瞠目结舌。从强兵富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抗日救国、保家卫国到科教兴国，教育的政治功利性的烙印深深地印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百年以来，教育政治功利性一次次被加强，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体所为之。
教育政治功利性的结果造成了高等教育的今日之弊端。如果中国的教育依然局限在国家民族主义赋予教育的政治功利性，难以对更为健康的教育体系有清晰的认识，教育弊端依然难除大学应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
中国的大学所有教育管理权统归政府教育部门，形成了国家政体独统、单一意识形态下的高等教育。这样办“大”学和理解“大”学实在是曲解了发源于西方的大学（university）之涵义和本质。
中国教育代表团和访学者常常认真考察欧美大学校院系的结构和内部管理人员设置，但却忽略了大学管理自主、学术自由的根本问题：欧美的高等教育在管治上不隶属政府。每个大学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由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成功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来聘选校长。大学的管理内阁或机构由校长提议，校董会批准而设立。
从欧美的教育历史来看，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当时的大学，如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一直是在对教廷和国王抗争中，争取大学法定的特权，这包括校内权利由教授和学生共同拥有、大学自主制定管理法规、决定课程科目和内容。但是，中国士大夫的出身证是科举功名，终生为维护朝廷政府的政治秩序服务。翰林院的士大夫替帝王整理文献并形成政府的意识形态，至今教育改革之策是以救国而非启民为终极目标。
蔡元培等早期的教育家曾经为中国大学根本改革指出了路径：囊括大典，网罗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乃大学。而非以学生人数众多来计算“大”。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原则下，北京大学里有清末君主立宪派的才子辜鸿铭、有新儒家学者梁漱溟、有海归派胡适、马寅初、有共产党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有新文化旗手鲁迅，人才济济，百家汇聚。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短暂而闪耀光芒的9年。当时，联大牵头人蒋梦麟、梅贻琦均留学美国，张伯苓曾出任北洋水师考察过日本。当时的教授有充分的自由迁徙和择业的权利，来自三个大学的学者因政治、思想、年龄、学科不同而形成若干派系，但有派系而无派别之争。战时政府也无暇顾及国民党教义渗透教育的政治方针，大学由教授们自己打理。校内党派林立，有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民生社会党、中立派、三青团等等，学术上成就了当时一批优秀的教授以及后来优秀的学者。
社会性教育不可或缺
中国办大学教育忽略了欧美大学的人本的社会属性。在美国，州立大学除了传统的欧洲大学的学院外，创办了以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学院、农业学院、商学院和工程学院等，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小学教师、农业技师、企业家和工程师等等新时代人才。此外，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