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谁能中国过上好日子（全文完整）,供大家参考。
1978 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 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时隔 32 年后， 中国道德面临崩盘， 中国站在社会伦理的转折点上。
下一个 30 年的中国的关键词必定是均富与平权、 包容与兼容。
QQ 和 360 大战以恢复兼容收场， 没有兼容精神的互联网不是好互联网。
同样， 一个不包容和兼容的社会也没有什么前途。
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
丹麦等北欧四国进前 5 位， 中国大陆位列第 125 名。
该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5 至 2009 年)， 调查来自 155 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评出各自生活满意程度， 从“生活如意”到“处身逆境”及“饱受折磨”。
而“纠结”肯定是中国人当前的普遍心态。
中国有夸耀于世的 GDP， 尤其在今年荣升全球老二之后，然而与其他新兴国家比， 中国的 GDP 并不直接带来幸福。
靠低福利， 靠高污染、 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孙得来的 GDP， 只会导致“不平衡、 不协调、 不可持续”的问题(温家宝语)。
目前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急、 最没耐心的人。
有国家高速发展的原因， 但更主要是生活压力大所致。
中国有 2000 多万精神病患者， 潜在症候群多达 1 亿以上。
社会神经绷得太紧导致悲剧频生。
富士康连环跳、 校园惨案频发， 世博盛景和亚运激情并不能冲淡 2010 年整个社会的焦虑。
今日黄历吉凶：
运气好， 宜出行。
郑渊洁送给全国小朋友们最让父母高兴的一句话：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今天安全地回来啦……”这是郑渊洁的戏仿， 更是社会的隐痛。
如果一个社会流行劫杀儿童， 无论它办什么盛事都难称“盛世”。
经济学家陈志武的命题挥之不去：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这才是富士康连环跳问题的根源。
为什么千千万万人只能做 GDP 机器的螺丝钉， 一天工作 12 小时收入却少得可怜？
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之后， 有谁计算过中国人付出了多少制度成本？ 温家宝曾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19 世纪是耻辱时期， 20 世纪是恢复时期， 21 世纪将成为展现我国风采的时期。
”国民的风采比国家的风采重要得多。
没有国民的安康， 岂有国家的安定？ 以人为本， 以国民为本， 而不是以国家面子为本。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然而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 近年来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冲淡。
在民众感慨物价飞涨之际，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称， 中国不存在通胀， 就算涨 40 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
中国要想成为强国， 非得是“三高”：
物价高、 人价高、 钱价高。
网友们“闻之胆战心惊”。
同时政府有关机构公布的 CPI 难与现实生活相符。
豆你玩、 蒜你狠、 姜你军、 糖高宗， 中国特色的通胀正蚕食民众的钱袋和幸福感。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称， 要用高房价控制北京人口：
“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 穷人、 北京人、 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 是绝对不可能的。
”新浪调查结果显示， 58.6%的人不同意， 但仍有 38.2%同意。
是什么人同意这样的逻辑？ 所谓既得利益者， 就是先上车的人不想再让别人上车。
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 660 个城市的调查显示， 有 6540 万套住宅电表连续 6 个月读数为 0， 这些空置房足以供 2 亿人居住。
这些空房如何而来？ 每一套空房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吗？ 房价正消磨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志气， 他们不再有所谓人生理想。
中国的中产正沦为伪中产， 他们从“敏感中产”被逼为“愤怒中产”， 而“平和”本应该是这个阶层的普遍描述。
他们在网上的言辞正日趋激烈或无助感。
中国 500 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两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净利 1458 亿元， 中国石油净利 1033 亿元）， 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 500 家民企的净利总和。
中国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对剥夺感：
“我不是既得利益者， 我只是努力挣点钱， 养家糊口”挫败感令他们选择移民。
一些垄断集团不过是打着国企的名义行私利之实。
这些年， “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 正在流失。
只有企业家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探寻机会和创新， 打破现状， 寻求发展， 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希望。
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 27 倍， 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 3 倍， 印度的 4 倍； 用于教育、 医疗的费用是日本的 1/6， 是印度的 2/5； 工人一 小时的收入是德国 1/37， 是美国的 1/27； 三公消费 2009 年达 9000 个亿(以上为 2000 年数据)。
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 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 仍是土地财政， 有什么办法能养起的这样的一个高消费政府？
在中国三四线城市， 最排场的建筑不是法院、 检察院就是公安局。
但堂皇的大楼不等于堂皇的工作， 他们并不能阻止冤案频发和弱势群体受难。
时过 32 年后， 我们不得不问， 谁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 精英联盟是如何产生的， 寡头通吃是如何发生的？ 权贵阶层的大言不惭是如何说出口的？
著名的纳什均衡：
所有参与者利益得到权衡之后， 总能找到综合结果最优方案。
而这些年的情况是， 只有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 其他阶层均有不同程度被剥夺感。
一个两极对峙的社会怎么会难称为和谐社会？ 而一个人越显示什么就证明他越缺乏什么， 那近年来提出的“和谐社会”正是证明了这个社会最缺乏的东西。
形势大好， 人心大坏。
权贵者专横跋扈， 草根者百般恶搞， 这似乎是当下社会的对拧局面。
社会学家孙立平管这叫“社会溃败”。
社会溃败可以是表面光鲜却内心腐烂。
“10 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 外地低收入、 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
”你可以骂言者脑残， 但他却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话。
一位县委书记向学者于建嵘大喊：
“发展就要强拆， 不然你们吃什么?”从 1993 年到 2006 年， 群体性事件从 8， 709 起上升到了 90， 000 起， 近年来都保持高发态势。
而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 民众大闹大解决， 小闹小解决， 不闹不解决， 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 持刀讨薪、 聚众下跪式等等的“闹事”， 而反腐则靠二奶造反、 小偷行窃、 内部互掐而引发， 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
而新思路是：
利益表达制度化， 实现长治久安， 即人人有说话渠道。
中国式解决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
抗拆不成就上访， 上访不成就自焚。
提价不成就施压， 施压不成就闹油荒。
无论钉子户还是中石化， 都选择了 “把事情搞大”。
一个公平、 公开、 公正的讨价还价的平台， 离中国人尚远。
八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称， 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
我们理解老先生的悲观，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你能看到太多文革式的手法。
和谐社会， 岂可轻言?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一个人， 一个公司， 一个组织， 如果失去制约， 必然导向恶。
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逆之则必遭报应。
天道是提倡物种多样性和可选择性， 竞争方有新生， 垄断必致退化和消亡。
权力集中， 人心失衡， 多数人怀有强烈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就会油然而生。
让无助者得助， 让无力者有力， 靠微博引发的微革命聚起变革狂潮尚需时日。
4 月某一天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伍皓在人民大学演讲时， 遭网友撒五毛纸币抗议。
伍皓现场未作反应， 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 要让体制内外“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
这位在“躲猫猫事件”中出名的官员， 一直站在舆论潮头， 毁誉参半。
但伍皓“扔钱门”提供了 某种可能， 某种希望， 没有非要“把事情搞大”。
民主法制是一种解决， 打官司是一种解决。
而另一种中国式解决方案， 就是谈判或协商。
有人会说， 让既得利益者让利是与虎谋皮。
仇富与仇贫都是斗争思维的变种。
即是说， 他们拥有同一个导师。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乡 土社会的解决之道， 乡 里人情的破坏， 是中国之乱的根源。
比如， 中国的居委会重调解， 李泽厚先生称这就比西方好， 西方夫妻吵架， 各找各的律师去， 而中国则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 中国讲亲子之爱， 父母亲对儿女， 儿女对父母亲。
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建议， 把中国传统思想， 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 只留下伦理。
而当下中国是个缺伦理也缺价值观的社会。
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前提， 就是必须要建立在社会公正、 政治昌明的基础上。
否则和谐社会就成了和稀泥社会。
民主法制为本， 中国伦理为用。
有一种简单比喻， 中国历史上是“两暴文化”：
一个叫暴君， 一个叫暴民， 轮流坐庄。
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 原来的顺民就成了 暴民， 揭竿而起， 取而代之。
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 自己也成为暴君。
于是， 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新暴君诞生”的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的历史在中国已经重复了几千年。
吴敬琏在《财经》 上称，中国的希望在新兴中产阶层， 他们是社会稳定力量， 使中国有可能走出“两暴”的怪圈。
而现实情况与老先生的愿望相违， 中国中产正在塌陷， 中产正由“敏感阶层”转化到“愤怒阶层”。
社会学家李强呼吁国家不应再剥夺中产者， 只有到 2040 年一个现代型民主社会方可达到成熟， 而目前中产阶层相当脆弱。
当然， 中产自身不乏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 二是公民意识缺乏。
有些人走捷径， 结交官府、 取得政策优惠，在权贵的大锅中分一小杯羹。
吴老提醒说， 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 个人的改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知识分子是变革的喇叭手， 权贵最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免疫细胞。
如同白血球帮助身体抵抗传染病和外来细菌。
当然， 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是权力精英。
然后是“男三号”中国企业家。
慈善将使整个民族转运。
胡润百富榜表明，中国拥有 10 亿元人民币的有 4000 多人， 其中 200 多位富豪个人资产达到 100 亿元——据前民政部王振耀司长估算， 中国只需 2000 亿就能基本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联想掌舵人柳传志在 2006 年说：
“让社会空气湿润一些吧”。
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你如果想要幸福， 首先要让别人幸福。
让仇富者停止相互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慈善。
“杰夫， 有一天你会明白， 善良比聪明更难。
”这是亚马逊总裁贝索斯的祖父对他的教诲， 可拿来共勉。
中国需要外压， 以对抗内耗。
中国人在没有外敌的时候能否团结？ 毕竟， 中国人内耗， 有着悠久的内耗历史。
当今中国人须自问， 无论精英或草根， 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
没有均富与平权， 包容与兼容， 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无论如何苦练成功学， 如何大喝心灵鸡汤， 都不能让焦躁不安的心灵安分。
无论是好日子是坏日子， 社会整体心态不调过来， 会有那么一天来个总清算的。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非常调整时期， 一个盛与衰的节点上。
拉长历史视角看， 历史进程进入弯道， 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速度， 而是克制与调整。
“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 在这美好的世界里， 让我们善待他人。
”这是今年 114 岁人瑞布罗伊宁对世人的告诫， 拿来与同胞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