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政治生态庸俗化心得体会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政治生态庸俗化心得体会,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政治生态庸俗化心得体会4篇

第1篇: 政治生态庸俗化心得体会

互称同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然而，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倒灌，党内称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甚至异化。

在反“四风”的当下，这个问题引起关注。日前，广东省纪委发出通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称谓为什么“无小事”?象征平等的“同志”之称，如何战胜江湖化的歪称?现编发几篇读者的热议，与大家一起关注思考。

守护传统，不能断档

陈向阳

传统文化中使用称谓十分讲究，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不同情况，都有细致入微的区分。现代礼仪虽不必泥古，但也不好推翻重来。人们爱用敬称，既反映两者的社会关系，有时候也是一种礼仪。出于这种心态，对他人的称呼就高不就低，就成了人之常情。

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称呼庸俗化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对领导的尊重，对上级的服从，直接在称呼上体现出来，已成为一种风气。不仅下级对上级喊同志“叫不出口”，就连上级对下级也时常难以启齿。正因为不少同志对这个无所谓，彼此“心安理得”，生意场上的“老板”“老大”才被用到领导身上。

称呼庸俗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源于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内生活民主氛围不强，归根到底是干部队伍作风不正使然。因此，整顿称呼庸俗化，关键是持续加强作风建设，让好传统不断档。不但要规定“不能叫”，还要规定“叫了又怎样”。对那些持庸俗称呼不改的人，不能无动于衷甚至默许。唯有作风建设落细落小落实，称呼庸俗化才有望得以根治。

领导坚定，才不为难

谭彦德

称呼问题不是小事，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甚至强调为政之先“必也正名乎”。语言是潜在思想意识的外化，称呼是思想作风和党性修养的折射。称“老板”反映的是党内关系的市场化、同事关系的雇佣化，称“老大”反映的是党内关系的江湖化、上下级关系的人身依附化，称“哥们”“兄弟”则往往自觉不自觉强化宗派意识甚至帮派意识。

党内称呼的异化，关键在于党风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上的局部失守。如若任其发展蔓延，将会从语言侵入至思想，从思想延伸到行动，对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淳朴的党内同志关系、活泼的党内民主生活构成破坏。

规范党内称呼、严明嘴上纪律，必须运用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如果不叫衔职只叫“老张”“老李”，或者直呼其名，领导却认为你没大没小、不尊重人，以后谁还敢说出口呢?

只有上下级组织，没有上下级党员，党员之间不论职务高低，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我们热切地期盼从称呼抓起，在党内外形成一种平等相待、心无芥蒂的良好空气，带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进一步优化。

称呼事大，干事更重

赵 析

犹记得离开校园到一家国企工作时，怎么称呼领导和同事着实费了一番思量。观察周围同事，互称“兄弟”的大有人在，称上级为“老板”“老大”也并不鲜见，可谓五花八门。

我们党有八千多万党员，党风应引领社会风气，而不能总是处于被动。防止党内称呼染上江湖味，不让党的事业庸俗化，这是底线。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称呼问题，不能任由歪风邪气倒灌，带坏党风政风。

当然，也有人认为，江湖气称呼该坚决去掉，但叫不叫“同志”、称不称呼职务，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一种称呼习惯与职场文化。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倡“同志”只是倡导的上线。最关键是，如何解决好党内平等问题，如何让称呼去掉背后的等级思想。对党员来说，要在过好高质量组织生活上下功夫，在为民办实事上多努力，这才是真正志同道合、牢记宗旨的“同志”。然而，在一些单位和部门，党的组织生活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要深入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党内组织生活日益常态化、健康化。唯有这样，才能以积极、健康的党风，涤荡和引领社会风气，进而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第2篇: 政治生态庸俗化心得体会

别再将同学会老乡会庸俗化

作者：王石川

中学、大学都有同学会，参加这样同学会的活动是否都视作违纪？怎样的同学会会被视为违规组织？针对这些疑问，中央纪委法规室近日解答：要注意区分该违纪行为与组织参加老乡、校友、战友之间的正常聚会活动，只有违反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才是违纪。

党员连同学会、老乡会、战友会都不能参加了吗？犹记得前不久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布后，不少人困惑不解，甚至不无情绪。其实这是误读。按照中纪委法规室的阐释，不是所有的党员都不能参加“三会”，界定主体是党员领导干部。也就是说，你是普通党员，就没问题。

同时，也不是什么样的“三会”都不能参加，如果“三会”登记注册，是正规的“三会”就无妨。当然，即便是参加正规“三会”也不能违规。不能违什么规？根据2002年下发的相关《通知》，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当发起人和组织者，不得担任相应职务，也不得借机编织“关系网”。

答疑解惑，就能减少误读；
条分缕析，更易入耳入脑。相信有了这番解读，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就能做到心中有底，眼中有戒。

中央出台这些规定，目的很简单，就是防止党员领导干部通过“结盟”，借机编织“关系网”，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现实中，确有一些官员以同学、老乡、战友之名，拉帮结派，蝇营狗苟。新华社今年年初点名“山西帮”就是一例，报道称：“山西官场地震”成为2014年中纪委反腐的热词，多名主政山西的官员与在外地从政的山西籍官员的落马，被解读为“山西帮”。

但凡正派的官员，心中有信仰，眼中有原则，不屑于走歪门邪道，也不会搞团团伙伙。一些官员热衷于搞“三会”，明里拉家常、叙里短，实则奉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迷信“多个朋友多条路”的交际信条；
他们天真地认为，入团伙意味着进圈子，进圈子意味着进班子，互通有无，暗通款曲。

其实，别看同学会上称兄道弟，老乡会上互相攀亲，战友会上大叙经历，一旦设线画圈，搞团团伙伙，就走向了歧途，就是危险的开始。落马一个，扯出一串；
放倒一个，端掉一窝。光想着一荣俱荣，殊不知一损俱损。

古人说得好，“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无论同学还是同乡，同门还是同宗，只要以利相交，而不是以道相交；
只要只讲哥们义气，不讲党性原则，就不可能长远。古代有个例子是，明朝官员胡广和解缙，以利相交，两人“生同里、长同学、仕同官”，本已商定好胡广的女儿嫁给解缙的儿子，可当解缙因罪入狱后，胡广却不顾女儿反对撕毁婚约，可谓背信弃义。

别再将同学会、老乡会、战友会庸俗化，别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破坏了政治生态。四处攀缘，或者搞封建家臣那一套，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3篇: 政治生态庸俗化心得体会

学号：2014170055 学生：王东明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用主义庸俗化倾向

一、绪论

无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工作多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多么积极的宣传党的思想和路线，一句“黄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道尽了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教育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工作更是如此，从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的方针确立开始，到现在全国上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一直秉承服务政治的宗旨，一直以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路线为己任，由此常常被称为“意识形态教育”，自然而然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工作的好坏就由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方针路线认知和理解程度决定，这与英国经验主义社会学家斯宾塞思所说的，“任何一种知识的提出都必须指出它与生活的某些部分的联系，“答复它有什么用”所有人都用这个作为最好的检验”不谋而合，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实用主义色彩显而易见，或退回到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角度，马克思也是经验主义的门徒，自然就有实用主义特色“继承洛克的衣钵的首先是贝克莱和休谟，其次是法国的哲人（philosophes）不属于卢梭的那一部分人；
第三就是边沁和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
第四是马克思及其门徒”，所以无论从理论到实际，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教育都与实用主义脱离不了干系，那么到底我们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呢？或者受到实用主义的那些理论的影响呢？将是本文主要的讨论的问题。

二、实用主义的欧洲起源

实用主义最早来源欧洲经验主义哲学，“洛克可以看作是经验主义的始祖，所谓经验主义即这样一种学说：我们全部的知识（逻辑和数学或者除外）都是由经验来的。” ，一改柏拉图、笛卡尔以及经院哲学倡导的知识先验、天赋说，为后来美国实用主义的流光溢彩产生开创了先河，在此期间，还经历边沁功利主义“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赞成或者不赞成时，我们是看该行为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 ，这种说法很容被我们理解为集体主义的噩梦——自私自利，实际上边沁想表达的一是人应该追求基于经验的实际幸福，而不是超经验的道德追求，二是对实际效果的关注，而不是对行为动机的关注。至此实用主义的核心观念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够完善，边沁的继承者穆勒认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厉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不得干涉”如此虽然对个体自由划分了界限，但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依然非常突出，“急进的功利主义是一个过度学派，他们学说体系将产生两个比他们自身更重要的两个学说体系，即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这里社会主义是以欧文为代表的经济社会主义是哲学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材料，实用主义传统上明显，达尔文主义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两结合就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也被认为是欧洲的实用主义的开创者，认为教育应该以实现生活需求为基础，在学习之前先来衡量知识的价值，这种提法已经非常接近杜威的实用主义了。

“教育即生活”经常被我们说成是杜威的经典命题，同时也是实用主义教育观的最好代表，尤其是他强调教育应该“以孩子为中心”更是被我国的广大教育改革者津津乐道，甚至常常被说成是教育界的哥白尼，杜威真的有这么高大上吗？其实不是，上一段我们已经说了实用主义的起源，再有就是斯宾塞，他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要早于杜威，正如罗素所说：“杜威和詹姆士一样是新英格兰人，继续了百年前的伟大的英格兰人已经放弃的自由主义传统”，再有，1957苏联人造卫星飞天成功以后，世界上一度认为美国要衰落了——就像今天很多人认为08年经济危机以后认为美国要走下坡路一样，为什么第一颗人造卫星是苏联发送的而不是美国，很热多人就开始反思教育了——就像我们今天反思为什中国人得不了诺贝尔奖一样，当时的教育就是杜威倡导的“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所以不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认为的把杜威推上神坛，“爱真理的一个确实的标志是：抱任何主张时不怀有超过这主张依据的证明所能提供的自信”，所以诉我们不论在学习的时候绝对不能简单的拿来主义，一定要了解被学习对象的前世今生如果，

三、杜威的实用主义

杜威把实用主义与教育结合产生风靡全球的“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特指“在教育的目的上强调教育应该为生活服务，多传授对实际生活有用的知识，” 而“经验即生活，生活即人们适应周围境地，即是改变周围的事物，使有害的变为无害的，无害的变为有益的”，所以，教育即成为不断重复的组织生活经验， 学校也就必然成为学生准备未来生活的场所，“学校不应该是脱离实际的学习场所，强调学校作为一种制度应该把现实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种雏形的状态” 陶行知对此有过精彩解释“学校即社会也就是跟着教育即生活而来的，就好像把天空中的活泼小鸟捉起来关进笼子里，以一个小小的学校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吸收进来”所以他把学校和社会调转过来，由此教育目的也就可以理解“以儿童为中心，从做中学”的教育方法了“在他看来学生具有天赋的社交、制表、表现等本能，学校应该创造出社会化的环境让学生在“做中学”并以此来摆脱静听死寂的传统教育方法”其实杜威关于教育的学说还有很多，但最核心的思想还是源自经验主义，“所谓“经验”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而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或者重组，这种改造和重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后来经验的进程和能力”，所以独立思考和反思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就非常重要了，也是杜威一直提倡的，把学校教育和社会紧紧联系起来培养学生，把培养现代社会需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合格的基本公民总体目标，而不是强调个人的好坏感受，因为马克思说过人的第一属性是社会人而不是自然人。

四、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由于各种耦合，以杜威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并很快形成高潮，对中国的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最早在中国传播实用主义的是胡适和蒋梦麟，于此同时，两者还积极进行实用主义与中国近代国情的理论探索，被大家说熟知的胡适，1917年归国以后开始对当时的教育激烈的批判，在《归国杂感》一文中谈说“几十年的教育改良只注重数量的增加不注重根本方法的改变”这种根本方法指的就是实用主义方法，他说各位办学堂不需问教育规则是什么需先问这里需要什么，需要切莫需要农桑知识，需要卫生知识而列位却鼓励他们去做圣贤，需要注意的是课程的实用性，而不是课程的完备性，但实际上他是为了反对当时社会上流行马克思主义宣扬自己“社会改良主义”提倡研究问题少谈主义，要利用好“输入理论”多关注实际问题，这是杜威社会改良主义的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后来胡适还提出“教育救国”论、“教育独立”论另一位在中国传播实用主义的就是蒋梦麟，作为杜威的徒弟，他的实用主义中国化大体与杜威的观点一致，只是蒋梦麟更关注细微生活，少些杜威的民族国家的大意，反对明清儒学的重个人轻社会的教育观念，强调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社会是个人的社会，个人是社会的个人”，个人的发展也就离不开个人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学校就是这种有机联系的舞台，非常精准的把握了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蒋梦麟同时还非常赞赏实用主义中的个人主义成分，“个人的天性越发达，其价值越高，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价值越高，则文明进步越迅速”。

与胡适和蒋梦麟不同，陶行知更强调实用主义与中国教育实践的结合，自己身体力行的开办了很多学校，践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是把杜威的思想调过来提出“生活即教育”把经验的范围扩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单个学生和几个学生的经验，他告诫“倘若使一个人停留在自我或者几个同伴的生活上，而忽视更广大的人类历史教训，那便是懒惰不长进，跌落在狭义的经验主义泥潭里，甘作一个泥鳅”，人类的历史经验教训又重新回到了教育的中心地位，人类历史教训往往又都不是个人的切身经验，不是经验就是“先验”，“经验主义”指导下的“实用主义”最后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那么陶行知何以改变杜威的实用主义呢？原因只有一个：适应中国的国情，推广自己的理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个人经验完全不能成为成为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权才是真理标准，人们就像鲨鱼面前的沙丁鱼一定要靠集体才能保全自己，传统的实用主义讲求，尊中个人，个人再有机结合，然后产生1+1>2，不适应这样的社会实情；
再者，从陶行知个人行为也可以看出，从事理论研究是时往往都与党派挂钩，1929之前在政府做官，1929之后与共产党合作宣传民族运动，从事教育实践研究是都是在农村开展，晓庄学院，利用农民想多认识字的心理推广自己理论的嫌疑非常重大，可以说陶行知是很好的践行了“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精神，但是忽视很多的实用主义的具体内容；
再如，调换杜威的“学校即社会”为“社会即学校”节省掉学校对社会的缩影过程，让学生直面社会，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从做中学”也不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所倡导的，庸俗化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四、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1949年以后完整的实用主义也好，不完整的的也罢，还有很多其他的主义，都被马克主义取代，但是实际上“马克主义体系是杂采各家的折衷体系，关于这个体系的任何简单说法，几乎必错无疑”，也就说实用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教育领域，邓小平1975年在《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中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有些大学只是中等职业技术学院水平，何必办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这一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实用主义成分发挥了作用，同时也与中国传文化中的实用理性相吻合，如此邓小平理论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翻天覆地，孔子很早就说过“鬼神敬而远之，是知矣”就是告诉人们不要关注经验之外的东西，眼下的困难才棘手现世的幸福才是幸福，墨子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提出“上本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观其中国百姓之利”三个判断真理的标准，反对个人臆造的认识论，“非以其名 以其实也”，社会本位的实用主义成为中国文化传统，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五．新中国以后的实用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即开始为政治服务，小学生都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大跃进式时期教育甚至成为政治的附属，知识分子要接受劳动改造，只看到教育在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方面的实效性，完全忽视教育在培养独立人方面的决定性，改革开放以后，教育事业开始恢复正常，邓小平在“抓科技的同时必须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初中、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必须两条腿走路，既要做好普及，又要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把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的中学和大学”短时间内确实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培养了一大人才，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段讲话为中国的教育买下了长期的隐患，马克思主义也好实用主义也罢已经完全被庸俗化了，模仿外国公民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在1984年开始自己的学科化生涯，各个教育阶段都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最早完全就是党的意识形态灌输，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实用主义”以“以人本主义”的形式重回中国，再一次掀起了教育的改革代表就是当下最流行的“生本教育”，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小组讨论，然后展示结论，最后教师归纳总结，整个过程看似即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改变了过去的师本灌输，在几个明星中学实验成功以后，风靡全国，但从这个现象看来就违背了“人本主义”初衷，既然“以人为本”那么卫生全国都采用一个模式教学呢？难道全国人都一样？既然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全国又都在搞呢？原因非常浅显就是教育管理部门想让学生都变成一样，同时还可以让高考满足人民群众的庸俗化的平等主义观念，而且还可以简化很多教育管理部门的工作，拿一把尺子在独木桥上量就可以了，不需协调、不需要考察，不需要监督“有用即真理”被演绎到极致。

六、思想政治教育的庸俗实用主义倾向

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有很多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色彩，正在逐渐的与国际接轨，比如在教材的编写上大量的引用了实际生活中中的材料，也该学生设置大量的思考情景，最后在考试的也不再是死记硬背就能取胜，教学过程变成一种学生总结经验，然后在用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育变成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的反复，人本主义色彩浓重，这种教育办法用到自然科学上完全可以，而且是好办法，因为自然科学都是人类千百年以来生活实践的结晶，有标准，无意识形态，但是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为代表的人文社会学科就庸俗的人本主义或者实用主义，因为这里的经验是先入的不是学生自得的经验，比如，对于党和政府的一系列认识学生经验不到，甚至有的学生依据自己的经验还可能得出与书上的知识相反的认知，并不是我们的党和政府不够好，而是这两样东西实在是超出他们的经验范围。

人不本主义提倡的是从经验到认识再到经验的过程学习过程中学生是自由的，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实在努力追随这个潮流极力控制学生的自由。

第4篇: 政治生态庸俗化心得体会

媒体称党内生活现庸俗化 “好人主义”是根源

2011年04月21日08:44解放军报秦晓宏我要评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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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党内生活是党员锤炼党性、改进作风、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党的团结、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的重要措施，也是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组织形式。近年来，在一些单位党内生活不健全，出现了某些庸俗化现象。有的单位党管党员、党管干部不够严格，对存在的问题不愿大胆揭露、不敢较真碰硬；
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党内生活中以领导身份取代党员身份，个人代替组织，个人代替党委，搞个人说了算；
有的党内生活原则性、战斗性不强，不能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即使在民主生活会上也只是“自我批评讲情况，批评别人谈希望”；
还有些党员、干部之间互称什么哥儿们、姐儿们、头儿们……使革命队伍里染上了一股江湖气。凡此种种，对党的建设危害甚烈，在群众中影响很坏。

出现党内生活庸俗化，好人主义是一个根本原因。有的党员信奉“栽花不栽刺，以后好办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好我好大家好”，于是，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讲圆滑，不讲正气讲“和气”，甚至对一些歪风邪气、违纪违法现象，也不敢抓不敢管，一味哄着捧着护着。好人主义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凡事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怕个人利益受损失。这种庸俗的好人主义，纵容错误的滋生蔓延，给党的事业发展和党员的个人成长进步埋下隐患。

党内生活庸俗化，实质就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不讲纪律。它是党的队伍的腐蚀剂，任其发展，势必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削弱党的战斗力、创造力，必须坚决反对和摒弃。

加强党性锻炼，着力提高党性修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需要，也是弘扬优良传统和作风、防止党内生活庸俗化的重要保证。要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民主集中制，保障党员能够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充分发表不同意见。要着力增强党员的党的意识，让每一个党员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热爱党，关心党，以主人翁的姿态和政治责任感为党的建设尽心尽责尽力，时刻注意维护党的形象，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作斗争，自觉抵制腐朽、庸俗思想的侵蚀，保持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和昂扬锐气。

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消除误会、增进团结、最终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一旦被践踏，党内民主生活就无法正常开展，党的监督机制就会失灵，势必损害党的事业。要使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思想武器发挥作用，关键是要营造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开展党内批评，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不能泄私愤。要本着与人为善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指出党员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以利改进和提高，用善言善语实现善意的帮助。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解剖，对班子和部队建设存在的问题勇于承担责任，对班子成员的问题勇于开展思想斗争，对上级存在的问题勇于直言相谏；
另一方面要虚心接受批评，以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倾听批评意见，即使别人批评错了，也应该充分听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努力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一种健康习惯。

克服党内生活庸俗化倾向，需要组织上完善制度措施来保证，用刚性要求规范党员的行为。党员干部的原则性强不强，是党性和先进性强不强的重要标志。考核和衡量干部，很重要的是看其是否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对于敢于开展批评、抵制歪风邪气、在原则性问题上不怕得罪人的干部，要给予支持、鼓励、保护。对那些奉行好人主义、当“和事老”甚至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干部，要严肃批评。要严格党的纪律，决不允许党员对上级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决不允许传播政治谣言。通过制度增强对党内生活的硬约束，对那些党内生活制度落实不好、放弃思想斗争、有问题和错误不批评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责任追究，以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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